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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蟋蟀定色命名的依据及歧路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16-07-08 | 作者:白锋 | 来源:未知 | 浏览:149次 ]

   
    蟋蟀的定色命名曾是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难题。谈论起与此有关的话题,多数情况下,虫友都是自说自话,一方所说与另一方所想有时全然不是一回事。面对一条蟋蟀,几方争论起来,有的说是黄,有的认作青,也有人视为紫,各执己见,且各有所本,或依据某种古谱、或师徒传授、或虫友间相因成习,很难达成共识,局面之混乱可想而知。


    试想,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对万事万物予以分类,为的就是避免混乱,以达成在同一语境下的交流和讨论,分类标准必须将对象物统一在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逻辑范围内,这一方面是为了交流的便利,再则也是建立认识的一种方法。倘若面对同一个事物,在同一语境下,得出数种结论,则此结论只可能最多有一个是对的,甚至全错,至少不可能全对,除非标准不一样。蟋蟀的定色命名就面临着这种乱局,造成这种乱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古谱。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古谱上来。

    王世襄先生辑录《蟋蟀谱集成》,功莫大焉,使得我们有机会大致上一睹古谱全貌。王世襄先生在自嘲诗里说“不胜盆罐更劳形,争奈难捐未了情,止渴望梅饥画饼,为疗蛩癖读虫经”。在不到虫季的日子里,和大师以及诸多虫友一样,我也常常闲下来就读古谱,过干瘾,以解心馋,如是者数年。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反复读谱,终有所感,古谱的流变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其实,看破蟋蟀定色命名的流变和歧路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和机缘,非前辈不智。老一代玩家之所以各执己见、不能相合,盖因为此前玩家一生所及只能读到一两种古谱,幸运者接触到的也不过四、五种,终归不能见到历代古谱的全貌,因缘际会读到了某种古谱,也就依了此谱的说法,或综合了一、两种古谱的说法。然而古谱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刊刻者自己并非行家,自作聪明擅改古谱,有的所见谱系不多,未能行考订之功,匆忙刊刻,错字、衍字,以及错误的理解,致使错讹被不断放大,终至于谬种流传。深究起来。从明代晚期开始,一些谱系就明显的出现了问题,至于清谱,错误越来越多。

    《蟋蟀谱集成》出版之日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一代玩家的认知观念自幼年以来,浸淫已久,早已形成一生一世的固有观念,对新材料的出现已然不敏感,或已无心、无力再做研究,何况打破旧有观念是何等的困难,已不待言。以我的愚钝能够对古谱的流变进行全面的梳理,也恰恰在于当日正犹豫彷徨,尚未形成定见,反而是捡到了一个研究课题。倘若《蟋蟀谱集成》这类著作早就存在,那么重新梳理蟋蟀定色命名这项工作根本轮不到我来做,前辈早已做完了。

    在当今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各有优势,其实,社会进程与文化现象、学问见解,皆为一理。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一方面是要表明对老一代玩家没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再则也是为了给新进的玩家鼓鼓劲。与前辈玩家相较,后来者的经验和际遇的确有难以弥补的缺憾,但是却也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界,尤其在信息传播如此便捷的今天就更是这样。信息化时代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之所以重视蟋蟀定色命名,也是基于对“逐年将军生化说”等有关问题的探索之需要。其实从古到今,对蟋蟀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归纳法,是从无数个案中找共性,总结归纳出一般性认识。只有当人们发现某种特征与蟋蟀某种品质之间反复出现相关性,我们才能建立一般性认识。以单独的个案建立起来的认识是不可靠的,盲人摸象说的就是这种以偏概全的情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看问题要全面、要综合,其实眼瞎不是问题,麻烦的在于心盲。

    在色与形谁更重要这个问题上,古人偏重于色盖之论,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古人“色盖”说的确很是偏颇,主要在于那时人们对气候条件加诸蟋蟀之后所产生的变数缺乏认识。清代乾隆年间的《王孙鉴》提及了这个问题,认为王虫或将军虫某年出在某个色类是一定的,是可以认识的和预测的,虽然其方法语焉不详,但却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大而化之的“色盖”说有时会失效,乃至全然不可凭藉。

    当代玩家大多都能认识到,此色未必一定胜彼色,正色也未必一定能胜间色,这类情况虫友大多归结为形之所胜,其实也未能完全中的,其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通常定色的方法过于混乱,不能完全引为一个考察条件,所得结论也常常靠不住,今年如此,来年未必如此。出现这个情况,主要的也是因为对“将军逐年生化”缺乏认识。而意欲建立这个认识,就必须首先确立蟋蟀定色命名的方法,且此方法必须和传统的五行学说能够相和。引发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其实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古谱坚持认为青虫必得白斗丝?紫虫必得红(紫)斗丝。我在《解读蟋蟀》一书中主要想解决的就包含这个问题。此处难以展开,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此书。
    总之,蟋蟀的定色命名是研究蟋蟀、建立认识的基础中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是地基的牢固。地基不牢,建不起高楼大厦。

     由于古谱传承有复杂之流变,在《蟋蟀谱集成》出版之前,旧时蛩家基本没有机会纵观古谱全貌,所以各有传承,难以对错来论。蟋蟀当代流行的定名方式多源自前辈蛩家的传授,有些方法则不见于古谱,可能系私家传承,较为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 以斗丝色为主要定名依据。这种定名方式源自古谱,为多数人所采用。
    2、 以皮色为定名依据。这种定名方式也有古谱的来源,其依据当来源于金文锦之四生谱《促织经》,相对较为简单和直观,采用者亦众,但争议也大,毕竟蟋蟀是自然产物,其头色皮色有许多是复合色,紫多还是青多,黄多还是红多,都不易说清,看法不一。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全面改造古谱,否则不能对接。比如黑黄、黑紫、黑青等等倘以体色划分可能将全部归入黑虫;而熟虾青、红黄,乃至紫黄则势必划归红虫;老白青则会划入黄虫门。如是者不可胜数。且皮色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并不能反映蟋蟀的本质色。
    3、 以古谱歌诀为定名依据。此类定名有一定困难。一则,古谱歌诀有许多语焉不详,缺乏细节描述;再则,古谱歌诀、定名并不统一,有时同是依据古谱歌诀,但由于援引古谱之不同,同一条虫名下的歌诀也有不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大的门类。既便如此也还需要熟读古谱,不然无法操作。其缺陷在于未能总结明确的定名原则,一虫一名,对于古谱出现过的虫尚且好办,未曾著录过的虫又该如何对待就成问题了。造化神秀,千奇百怪,古人、今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古谱也有一个由简到繁,不断增加的过程。超出古谱范围的情形,断然不少。对应歌诀,一虫一名的方法,囿于古谱既定范围,显然不能应对变化,不利于拓展新的知识,且于实践中,易产生生搬硬套的情形,多有不利。
    4、 以鸣声定名。此种定色命名方式,也有一定道理,蟋蟀为秋虫,其应时而鸣为最鲜明、也最早为人所关注的物候特点。古人以五声对五色,由来久矣,也可谓有一定依据。明万历刊本《鼎新图像虫经》虽基本抄自嘉靖本《秋虫谱》,不同之处是将鸣声单独标出,虽具体用法不明,但显然已将鸣声纳入视线范围。蟋蟀因色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鸣叫特点,为资深蛩家所认可,但也只是在定色后的一个阶段较为稳定,而且也仅是对接近纯色的虫才具典型性和有效性。单纯以鸣声定色的方法,属于较为极端的方法,一般也要参照其他条件。
    5、 以“副斗丝”丝形为定色原则。
“副斗丝”,南方蛩家以前称为“耳朵”。“副斗丝”古谱未曾明确涉及,只在“八脑线”等异虫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将副斗丝计算在内的,算是提及了。这是兴起较晚的一种定名方法,在南方一些蛩家中流传。其优点在于,蟋蟀副斗丝的形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像斗丝之色随泛色而变化,再配合腿斑,二者是早秋预判虫色的重要看点,对于标准虫、正色虫,有一定的准确性,但也有好多则与传统定名法不相符合。尤其在处理间色虫上实有鉴定不利之弊。其最不利之处在于此法不见于古人著述,故难以与古谱对接,矛盾之处太多,难以调和,致使数百年来的前人累积的经验和认识,因为定色前提的变化,基本失效,不可凭藉。且对于一些间色虫而言,副斗丝丝形也有大量不够典型、介乎两者之间、似是而非的情形出现。此法之弊在紫虫的认定上最为突出。古谱认为“紫虫夺五行之粹,耐老而远从”,紫麻头甚至可列虫王之列。但是单纯以副斗丝丝形确定紫虫,紫虫范围被严重扩大化了,虫友在斗虫实践中,可以发现这种紫虫出将率并不理想,显然不是古人认定的紫虫。

    统观历代古谱,其实古代玩家对蟋蟀的定色命名早有定论,至少在明代中后期已有全面的论述,而且此规则很可能就来自于宋代的虫谱。宋谱今已不获见,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蟋蟀谱当属嘉靖丙午刊本《重刊订正秋虫谱》,若以西元计,则为1546年,见藏于宁波天一阁,孤本。即是重刊,知此前尚有母本,亦不获见,通过文本比较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个本子应该是最接近宋本的一个版本,有关研究收录于《中华蛩家斗蟋精要》第九章“古今虫谱述评”之“宋谱可能的面貌”一节。

    在古今众多蟋蟀谱中,《秋虫谱》篇幅较小,但我认为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虫谱,当允为古谱第一。
     此谱与后世的本子相比,非常强调定色的原则,究其原因,盖因当日开斗日期较早之故。南宋笔记《西湖老人繁盛录》记录当时的种种风习,云:“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苕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旧本题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书中所言,盖南宋人作也。”当时人写当时事,故此书所述应当可信。从记述的情形看,当日蟋蟀出土后,捉归即斗,至冷而止,完全因乎自然条件。而南宋延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周以来最为寒冷的一个时期。史料中南宋时杭州的终雪期,折算成阳历,一般在3月中旬,最晚的甚至在4月中旬,此情形与今日京津以北地区乃至辽东一代相近;南宋的史料中也有太湖结冰的记录,而且冰面上可以通行马车。可见当日整体气候之寒冷。我国气候总体的特点是夏季普遍高温,冬季南北温差大。这个时期的极寒天气,使南宋时秋季短暂而入寒较早,且冬季较为寒冷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各类色品之虫,成熟程度进境不一,有早有迟,故“色盖”现象在寒冷期可能较为明显。我们在《秋虫谱》中可以看到有“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黑白饶他大,青黄不可欺”等等说法,其“交锋论法”又一次强调“夫合对交锋,必须明察大小,点详颜色;颜色两停,大小无异,方可合对”云云。色品与份量大小被认为是决定胜负的两大关键因素,色品被如此地重视,显然与当日开斗较早的赛制有关,也与蟋蟀玩家此时尚无用暖习俗有关。且不管此时的认识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但体现出了当日对色品鉴别的重视程度。
    《秋虫谱》共著录色品类蟋蟀27种,其中:
青虫门8种:真青、紫青、黑青、淡青、虾青、蟹青、青麻头、青金翅。
黄虫门5种:真黄、红黄、紫黄、淡黄、黄麻头。
紫虫门6种:真紫、红头紫、黑紫、淡紫、紫麻头、紫金翅。
红虫门2种:纯红、红麻头。
白虫门3种:纯白、淡白、白麻头。
黑虫门3种:真黑、黑麻头、乌头金翅。
    《秋虫谱》的体例,在言及蟋蟀生相时,基本以歌诀处理,颇类古小说对出场人物之诗体“简颂”,这种形式应当是承继于宋代话本的传统。歌诀的长处是较为上口,便于记忆,但缺陷是限于韵语的整齐和句式,对蟋蟀的描述常常语焉不详。后世多数谱系其体例沿用歌诀体,又不专门指出定色原则,导致模糊性过大,是为重大弊端和缺陷。但《秋虫谱》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于歌诀之外,著者(包括重刊者)以“总论”、“增释”、“重辨”、“解”为题以白话描述或解释蟋蟀生相特点,举凡13条。由这些描述可以知道,此谱是以斗丝色区别青、紫、黄;对于斗丝色相同的,则以头色、皮色、腿色的不同区别白与青、红与紫;以腿斑和肉色的不同区分黑与青。
    其“青虫总论”云:“大都青色之虫,虽有红牙白牙之分,毕竟以腿肉白,金翅,白脑线者方是,断无斑腿黄线之青……”;其“五色看法重辨”又云:“大都青虫便要线肉白,翅金;而黄便要乌牙黄线,遍身如金;紫要头浓、红线、腿斑、肉蜜;白则如冰;黑则如墨;上手了然在目,此真色也。搭配不齐,便属花色”。可知以斗丝色分青、紫、黄,是此谱的重大原则。其次则腿斑、肉色亦纳入视线,综合考量,但已属二线条件,在乎是否纯色之别。此谱因为申明了分类原则,故其歌诀中对斗丝多不涉及,而将笔墨旁及其它特点(涉及丝路色络者仅5例,见诸“淡黄生(增注)”、“红头紫”、“紫麻”、“纯白”、“黑麻头”)。
    后世谱如清谱《蚟孙鉴》中出现“熟虾青”,遍体皆红有如熟虾,当系因其斗丝色白,故列入“青”,而非“红”,即是根据此谱定色原则而论。

    肉色是区分青与黑的分野。因青、黑斗丝俱白,故其黑青(列于青门)歌诀云:“黑青翅黑黑如漆,仔细看来无别色,更兼牙白如银,名号将军为第一”,而“真黑”(归为黑门)为:“真黑生来似锭墨,腿肉斑狸项毛黑……”其“黑者解”补充说:“此虫肚黑牙红……”,其“黑麻头”条云:“黑麻头路透银丝,项阔毛燥肉漆之,更若翅乌牙赤紫,早秋胜到雪飞时。”要点亦在“肉漆之”。可见黑青与真黑之别在于腿斑与肚色。这类叙述也可以印证南宋时期的寒冷情况,今日我们很难见到黑肚的蟋蟀,这类虫大约要到内蒙辽东一带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见到,但已然超出佳虫的产地范围,故而无人关注。但自元代以来气候持续转暖,宋谱所论黑虫已然少见,这也是后世谱表述黑虫时彷徨踌躇的原因,真正的黑虫少见,只好扩大范围,将本来属于重色青虫、黄虫间色的几种,不分斗丝情况划入黑虫,以保持五行的严整。但是如此应付,却有害古谱以斗丝色划分门类的格局,为后世的混乱埋下伏笔。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秋虫谱》色品类蟋蟀中有一处严重导致后世误读的含混之处,是为“紫麻”。其歌诀曰:“头麻顶路透金丝,项毛翅绉腿斑狸,四脚兼黄肉带赤,秋虫见影不相持”。粗看之下似乎此虫是为黄金斗丝,但显然与其“五色看法重辨”中:“紫要头浓红线,腿斑肉蜜”的说法明显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顶路”这个提法。如果指的是斗丝的话,显然与“紫虫必要红线”的自身原则不符。笔者以为“顶路”另有所指,并非指斗丝,而是指顶门线,即“额线”。从其歌诀看,“头麻”、“顶路”如果都指斗丝,则明显导致行文重复,相当于说“头麻麻路透金丝”,歌诀体惜墨如金,一般不做重复,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头麻”一词点题紫麻头,然后是“顶路透金丝”。“顶路”这个词在此谱中仅出现这一次,后世也极少使用。“顶”这个字倒是常用,比如“细丝透顶”,我们今天也仍然用“顶门”、“顶线”来表述蟋蟀头上最前端的部位,而“斗丝”在古谱中常常指称为“线”或“头路”。
如果将“顶路”理解为额线,此句当可理解为:“头麻,顶路透金丝”。头麻指的是是紫麻头,顶路却是金额线。此即古谱中常常提到的反生虫:“金斗丝银额线,银斗丝金额线”,此虫红斗丝,金额线,今人谓之“逆配”。

    但是由于古人不加句读,致使产生歧义,后世著谱者不察,基本误读为斗丝色为黄,这个错误导致了后世经谱很大的问题,并贯穿此后几乎所有的古谱。清乾隆《蚟孙鉴》将“紫麻”歌诀改为“紫麻头路透金丝,项毛翅绉腿斑狸,四脚臈黄肉带赤,敌蛩见影不相持”。将“顶路”改为“头路”,彻底误解了斗丝色络。清代晚期谱中对紫虫的认定常以体色划分,斗丝或红或黄皆归入紫,显然是对此歌诀误读的放大。及至当代,有的虫友将扁白斗丝、遍体淡紫的虫而罩白雾之虫,称为白紫或粉紫,实则此类虫当列“紫白”,归“白虫门”;亦有些虫友,以副斗丝丝形为括号形,则不管斗丝色,亦定为紫虫,这种情形如果斗丝色非红而为它色,实则属间色虫;发生此类误判,亦系对古谱错讹的放大和延续。

    当然,就现代科学知识而言,从光学的角度看,三原色为红黄蓝,紫本身就是一种复合色,有其复杂性。但古人所谓“青”,也不能归入三原色之中,亦属复合色。惟于中国五行学说中,青列于五个基本色之一,为东方之正色。如果进一步考量,中医学将一年之气候变化,化为六气。五行配六气,青(厥阴风木)、黄(太阴湿土)、白(阳明燥金)、黑(太阳寒水)各居其一,四色配四气;惟有“红”(火)一分为二,一色占两气:少阳相火和少阴君火,分配阴阳两属。倘以《黄帝内经》之“六气”与虫色相应,笔者以为,“红”应当对应的是“少阳”,“紫”对应的则是“少阴”。“红”和“紫”,异体而同质,皆为火象,所以应当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体现在辨虫上,则为斗丝之“红(紫)”,当然其色络可以有相对的明、暗、轻、重之变化,其区别在于腿斑及肉色。腿斑、肉身明净者为红,而烂斑腿、紫绒肉者为典型紫虫特征。

    前文提及,《秋虫谱》是最接近宋谱的一个本子。宋代可能是对“五运六气”学说最为重视的一个朝代,宋代医科考试必考“五运六气”一道,属于必考题,可见其重视。五行学说在现代已日渐式微,但在宋代却属于应知应会,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文本上,紫虫必得红斗丝为要件,应当是不太有争议的。而在当代,紫虫的定名可能是争议最大的。

    自周履靖万历本以下,历代经谱常常忽略掉《秋虫谱》有关歌诀的前提性表述,致使定色命名的原则走向歧路,虽然以斗丝色为主要命名依据依然是贯穿后世经谱的主流,一直存在,但由于混杂了以皮色命名的诸多个案,致使定色原则不再统一,甚至使得很多虫友不得已只能靠背诵歌诀来解决定色问题,然则古谱著录毕竟有限,历代累加也是必然,缺失了原则和前提,许多古谱又语焉不详,致使后世的谱系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秋虫谱》流传不广,从清代晚期江南名家秦子惠的著述中可以看出,秦子惠应当都没有见过《秋虫谱》,此谱过早的佚失应该说是虫坛的一大损失。至于后世谱系是如何将古谱的疏漏一步步放大和扭曲的,把本来以斗丝色为命名依据逐步蜕化为部分以斗丝色命名、部分以皮色命名,导致了全面的混乱,笔者在《蟋蟀古谱评注》之“代导读——蟋蟀定色命名研究”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梳理,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
    简单地说,蟋蟀的定色命名应当本着这样几个原则:
    1、不管皮色如何,仍当以斗丝色为基点划分门类。
    2、头色、皮色、肉色、腿斑、副斗丝丝形,乃至鸣声,应当视为是否纯色的参照,而不是定色的第一依据。
    3、对于间色虫,应当采取偏正词组的命名方式,将蟋蟀之所属色类置后,所间之色前置,作为修饰。比如红头、细白斗丝,青项、青翅、玉腿、白肉,当为赤头青。
    再如,黑色一张整皮,银斗丝,腿斑较为干净,白肚腹、白肉者为黑青,属青虫门;而红斗丝隐沉、烂斑腿、紫绒肉者为黑紫;黄斗丝者则为黑黄或暗黄;倘若黑绒肉、黑腿则为真黑。此四种虫,倘若仅以皮色划分色门,视觉上差异不大,则很难有清晰的归类。
 
    详细的定色命名解决方案亦可参见《蟋蟀古谱评注》中“蟋蟀定色命名研究”一文。
这种定色命名方法,应当说不属于我个人的创见和贡献,仍当视为是古谱设定的分类标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对古谱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一次梳理,将错讹的由来以及产生的原因一一指出,在历代古谱纷乱繁杂的局面中将原本的面貌条理化,使之能够清晰的呈献在诸公面前,至于是否允当,仍赖前辈乃至后进虫友共同讨论、认定。
 
    《蟋蟀古谱评注》出版前后,也曾得到了前辈蛩家和身边虫友的许多鼓励,柏良老师、肖舟先生过誉之词实不敢当,在我个人则视为是向前辈老师呈交的一份作业,至少是向前辈致敬。在出版后的数年中,又有过与外地虫友的一些交流和讨论,也促使我进一步考量蟋蟀更深一层的机理和疑惑,比如,黄虫黄斗丝、红虫红斗丝,这都好理解,为什么青虫要以白斗丝为准?为什么古谱以及大多数虫友言必称红牙青、白牙青,而不提黄牙青?为什么在古谱中,作为品种,只提及墨牙黄,而不提墨牙青?也有许多虫友某年于某地得一大将军,来年再去却出斗平平,不复当年光景?这些问题有的已在《中华蛩家斗蟋精要》之“以易经内经解虫经”一章中有所涉及,但当日受篇幅所限,未能展开深入讨论,遂起意再写一书,专门讨论这类问题,又数年,遂有《解读蟋蟀》。此书中对蟋蟀定色命名问题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大的框架依然尊重古谱的原则,重点讨论的反倒是蟋蟀的色类匹配,其中也有很多问题尚无定论,只是对于已然初见端倪的有关问题做出了一些大胆推测,是书倘定名为《斗蟋蠡测》较为贴切,抑或称为《斗蟋管窥》亦可,只是为通俗记,定名为《解读蟋蟀》,并非故意托大。有兴趣的虫友亦不妨一读,撰写此书的目的本就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各地虫友对蟋蟀意蕴、机理的探究和讨论,以便就教于高明博雅之士。

    济南城自古以来,含蓄而内敛,外柔而内刚,不温不火。自晚清以来,随着济南城的开放和发达,斗蟋风习渐盛,此后虽经改朝换代,战乱、沦陷,斗蟋风习却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延续至今而才人辈出,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当代虫坛尤重鲁虫,南有宁阳、北有宁津,济南恰据南北两大虫源地之间,尤得地利之便。但客观地讲,济南玩虫的水平较之上海、天津等玩虫重镇在诸多方面尚有差距。济南蟋蟀协会之成立亦可谓生逢其时,于虫友而言实为一大幸事,协会提供了一个高水准的交流平台,老一代蛩家尚在,新生一代亦已蓬勃向上,充满朝气,余年过半百,不上不下,故不揣简陋,特为软文,以期激发济南虫坛的研究风气,余虽愚钝不才,倘拙作能于济南的研究风气有些微助益,则甚感欣慰,荣幸之至。

                  作者:白峰(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6年5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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