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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柏良先生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16-07-08 | 作者:admin | 来源:未知 | 浏览:101次 ]

一代宗师——柏良先生
一代宗师——柏良
中国的斗蟋风习约略自12世纪中期以来,在江浙一带开始普及、流布。当日的汉人政权为南宋,大致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人政权相对峙。我们今日最为重视的几个蟋蟀产区,诸如山东产区、河北产区斯时已然沦为金人领地。当日玩虫,以今日而言,则皆为南虫。
蟋蟀技艺得以大范围、跨地域的传播和普及主要是因为有了蟋蟀谱,这较之师徒间的私相授受,更具有传播学的意义。
据传是南宋宰相贾似道(1213——1275年),整理编撰了人世间第一部蟋蟀谱,这时距离斗蟋风习的流布已然过去了一百年。也正是由于有了百年来的斗蟋经验,人们由感性而理性,对蟋蟀的分类、饲养,蟋蟀的栖息环境、生相与出斗的关系,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认知。很可能是贾似道组织人将此记录了下来,并刊布行世。自此以降,斗蟋活动代代相传,虽有盛衰之别,却从无断绝之虞。
历代皆有蟋蟀谱刊行,但总体格局和认知,大致不出“贾谱”的范畴,此凡六百余年,至19世纪后期,方有秦子惠的《功虫录》,以蟋蟀战例实录为主体,开创了新的著谱体例。但也正因其实录的体例,在对蟋蟀的一般性认识上则嫌不足,故又作《王孙经补遗》,一改历代古谱以歌诀代论而导致的过简之弊,对蟋蟀的头、牙、项、翅、腿、须、尾、肉、鸣声等方面做出了详论,以为互补。即便在今日,我们从许多当代谱系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秦子惠的贡献。
纵观七百余年来的蟋蟀谱,就认知模式而言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历代的经谱主要是在细化和累加。但由于刊刻者动机不同、水准不一,故而良谱不多,大多系抄袭古谱,略作加工,在内容增加的同时,错讹也在不断累加和放大,真正对蟋蟀认知有所贡献者并不多见,秦子惠将一生之经验刊布行世,其胸怀已非常人能及,又能厘定白虫与青虫的区别要素,足可彪炳蛩史。
然而山不转水转,蟋蟀古谱以南谱为主,但当代斗虫却以北虫为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和历史上大的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南宋时期可能是有文字记录以来我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一个时期,较之较为温暖的唐代,整体气温有较大的降幅,这轮气候变迁起自北宋时期,王安石《咏梅》有“北人识不得,浑作杏花论”的诗句,说明北方人已无法见到梅花,而在唐代,唐明皇的一位妃子被称为“梅妃”,宫苑里种植着上百棵梅花。唐代的宫苑里甚至还能种植橘子,并且还坐了果。
这次小冰河期的加剧期则在北宋末年,应该说是全球性的,欧洲的历史记录也印征了这次的寒冷期。其实从我国历史看,大的气候的冷暖交替出现过多次。粗略来看,中国北方的边患和气候变寒大致同步,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和气候的变化有关,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气候变化导致了其长期借以生存的牧场和栖息地受损,南下是最简明的选择。           
史书中记载,南宋时太湖有过结冰的记录,且湖面结冰后可以通行马车,这在今日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现象只可能出现在黄河流域或者更北。有关南宋的史书、笔记中常常会提及一年中的最后一场雪,气象学家折算成阳历做了统计,南宋时期杭州的终雪期一般是在3月中旬,最晚的一次是在4月中旬。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气候寒冷的情况我们通过蟋蟀谱,也多少能看到一些端倪。比如,我们从最接近宋谱原貌的《秋虫谱》中可以看到,“黑虫门”共著录三种,真黑、黑麻头、乌头金翅,其统一的特点都是黑肉,其“黑者解”直接明言:“此虫肚黑牙红”。其实我们今天很难见到肚黑的蟋蟀,如果有,也应当在纬度更高的地区,比如内蒙、辽宁一代,但已排除在佳虫的产地范围。所以宋代北方人没产生玩虫习俗,不单纯是文化问题,也和气候特点有关,北方可能就很少产虫,或不产佳虫。虽然元代有一个时期气候在转暖,但元末明初,气候又开始转寒,这种情形到明早期依然没有太大的缓解,明宣德帝曾敕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宣德帝是燕王朱棣的孙子,打小在北京生活,朱棣夺权以后,已将京城从南京迁移到北京。试想,如果北方的蟋蟀能征惯战,宣德帝何苦劳民伤财要千里迢迢从南方征用蟋蟀?着人从王世襄小时候逮虫的京畿地区的马厂、苏家坨逮点虫来,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吗?显然北方斯时尚不产佳虫。
所以历史上的北方蟋蟀谱,出现得也较晚。文献中最早提及北京玩虫是在明末,袁宏道的笔记《畜促织》曾有记述,仅几百字,是为一例,后由陶珽改名为《促织志》收录于《说郛续》。北谱中较早的,应当说是梦桂的蟋蟀谱,撰于康熙末年,著者仍是客寓北京的苏州人。此谱虽术语、习用语已北方化,但细观其内容,亦未超出古谱太多,著录的盆罐器具,也基本属于南盆。至光绪时,拙园老人撰《虫鱼雅集》,才算是真正的北谱,其内容也多出自切身实践,于养、斗之处,可观内容不少,此书应该算最早提及山东虫的著述,不失为斗蟋史方面重要的民俗资料,惜乎是书于产地、辨虫之类关键内容则失之于简,其着眼亦限于京畿地区。
《秋虫志异》算得上是第一部山东虫谱,刊于民国初期,著者为一生游幕山东的仪征人曹家骏。曹家骏最初开始玩虫还是幼时在家乡沾染的,到得山东,一生玩虫不辍,大约要算济南人玩虫的第一代人,可惜其职业要求必得人随事走,斯时交通又多有不便,故活动范围不大,惟于济南地区产虫情况了解颇深,可惜的是,一则是书流传不广;再则,济南也和上海、杭州、苏州等南方城市一样,城市化进程已然使得蟋蟀绝迹或退化,不复昔日的情形,故而使得该书史料价值大于实用价值。
近代集大成者当属李大翀的《蟋蟀谱》,卷帙浩繁,但问题是其内容乃是集自明清古谱,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成就斐然,很多老玩家少时读到的就是这个谱。但是就内容而言,实则价值不大。李大翀虽居天津,但虫谱内容却属南谱谱系。石孙李大翀先生得享高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史资料》上曾发表过石孙先生的文章,想来斯时先生依然健在。
由于北谱的严重缺失,历来南北虫家对蟋蟀的一般性认知多来自于南谱。这并不是说南谱不好,古谱的一般性认识直到今天也依然有效,并且主导着我们的认知体系。近代以来的北虫崛起应当和气候的持续变暖有关,故而蟋蟀佳虫的主产地在向北漂移。北方地区土壤与南方差异很大,气候特点,尤其是雨季分布与南方又有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到出虫特点,早秋鉴虫等方面与南方产区自然有不同的表现。尤其具体到北方大产区中的小环境、小产区,所谓地茬,南方人称为“路脚”,倘非常年玩虫的行家里手,就更是不明就里。
气候变暖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气候再变,地却搬不走,犹如山不转水转。旧时,人们还不具备长途奔袭、远赴他乡逮虫的条件,而且也没有必要,当地产虫甚巨,亦无需远行,大家都斗本地虫,也就无所谓差异,差异还是在眼力和运气。故此南方虫家数代以来依然是玩本地虫,所积累的经验亦是以南虫为主,许多有经验的老玩家已经感到古谱与当代情形多有不符之处,但又很难剖析入里,把问题说透。在改革开放之前,交通远不像今天那么便利,人们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宽松的生活氛围和条件,能下山东逮虫的人少之又少。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方虫家渐次发现了北虫优势,而且本地虫源越来越匮乏,这时只玩本地虫,显然已不足以在斗场争胜,于是纷纷北上收虫。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风气已渐开放,八十年代中后期已有数种蟋蟀谱问世,上海的边文华《蟋蟀选养与竞斗》,关良、之骏编著《蟋蟀新谱》,肖舟先生的《蟋蟀秘谱》、沈水根《蟋蟀赏玩》、吴继传的《中国斗蟋》陆续问世,进入九十年代则有火光汉《蟋蟀的选、养、斗》、姚克明《蟋蟀世界》、李嘉春《蟋蟀的养斗技巧》。这些蟋蟀界前辈多系玩家,其著述各有千秋,都有很好的口碑和反响,对蟋蟀文化的传播和蟋蟀技艺传承都有巨大贡献,但是对北方产地情况以及北虫仍知之不多。吴继传先生从昆虫解剖学的角度理解蟋蟀,可谓另辟蹊径,但对传统经谱却未能提供新的认识,1991年吴继传出版《中国宁津蟋蟀志》,对推广北虫有巨大贡献,但在识虫、辨虫方面却付诸阙如。天津的孟昭连先生对古谱情有独钟,1992年出版《蟋蟀秘谱》,蕤集蟋蟀古谱四种,并详加注释,但遗憾的是亦未能突破古谱的格局提供新的见解。
从总体上看,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的蟋蟀玩家对北虫已有充分的重视,而此时却无详尽的文献资料可供参照,对北虫的产地、产虫特点、出将品类颇感茫然。那时候谁手里有一份产地撬子手的名单,有一份产地“路脚”图,就如同独闯威虎山的杨子荣一般,怀里揣了份联络图,极受重视。而持有人却也常常秘不示人,非至交莫示。好多爱好者数年间往还北方产区,依然摸不清门道。虫坛迫切需要有大胸怀者,能够敞开心扉,不存私密,对鲁虫深入梳理和解读,指点迷津。而担起这个重任的就是柏良先生。
1997年柏良先生《秋战韬略》问世,这是先生在工余时间点点滴滴慢慢积累起来的文稿,前后耗时十数年。此书一经面世,好评如潮,在上海花鸟市场一度曾高价炒卖。当时尚没有互联网,发行网络不似今日,曾有虫友遍寻不得,竟有手工抄录之举。一时被誉为鲁虫指南,堪称经典。余生也晚,交游不广,与南方虫家相识者不多,仅就我有幸结识者而言,我极敬重的苏州肖舟先生、杭州李金法先生,上海黄进先生,这都是一生玩虫的秋战大家,对《秋战韬略》皆交口称赞。
仔细想来,其实《秋战韬略》受重视,倒也不仅仅是因为提供了鲁虫的“路脚”,更重要的是对蟋蟀习性的认识,相对于古谱,又上了一个台阶。柏良先生在充分尊重古谱的前提下,却并不盲从,一切认识还是来源于观察与实践的印证,而且对古谱中从未涉及的领域作了深入的讨论,比如排蛉法,以及排蛉与斗口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在古谱中极其少见,一般都大而化之,而柏良先生能从生理的角度加以全新的认识,并能根据虫性和斗口设定一系列解决方案,仅此一点,足列古今名谱之林。加之对鲁虫品类、泛变、出将规律的认识,都是古谱未能达成的境界。纵观传统经谱,内容多陈陈相因,有见地者不多,有创见者更少,盖因多数虫谱作者或刊刻者并非真行家,或鬻书盈利,或博取虚名,只有少数人如秦子惠、拙园老人、曹家骏、于非闇等人撰谱实为兴趣使然,但是认知能力和认知范围却各有不同。
柏良先生能做到这一步,并非偶然,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柏良,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身于济南名门。祖父柏锦林,字云卿,山东济阳人,光绪六年庚辰科(1880年)进士,与后来发现了甲骨文的王懿荣、晚清名士沈曾植为同科进士。时授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功臣馆编修。八国联军破城时其藏书俱被毁,殉国。先父为济南著名士绅,早年做过县长,后归隐济南,与时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系至交,故有兴学、办报之举。柏良先生幼年于这样的家庭成长,自然器具开阔,豪爽好友。幼时聪敏好学,兴趣广泛,无意中迷上了蛐蛐,遂追随济南著名蛩家刘冠三先生学习虫艺,算得上是童子功。
 
刘冠三,济南实业家,在济南、天津俱有产业,主业为面粉厂,在济南民国时期属于富有资财的蛐蛐玩家,与著名蛩家曹家骏、陶九爷、车迈平、莫耀青、王洪吉、牛运生那代玩家缠斗多年,亦为好友。曹家骏即是出版过《秋虫志异》的仪征人,一生游幕山东,晚年客居济南,实则早已经成了济南人。陶仲杰陶九爷,祖籍绍兴,其祖父一代已为京城营造商,按今天的说法也就是地产商,陶家三兄弟陶七、陶八、陶九,俱玩虫,并得大名。陶七乃陶仲良,上局报字“叨”字。王世襄《秋虫六忆》中曾提及,民国初期京城虫坛有“前秋不斗山爽义,后秋不斗叨力”的说法,说的是特别难斗的几个蛩家。王世襄还特别提及“九爷家住济南,每年都往北京送山蛐蛐。最多养到十几桌,将近三百头”。“叨”字号的虫,后秋尤其难斗。陶九爷客居济南也是事出有因,陶家的五姐嫁了孔府的掌门人孔令贻,1919年,陶家老太爷得病,孔令贻去京城探望岳父,不料却突发急病,死在了北京。陶九是帮持五姐回曲阜办丧事的,后来就留在了山东。济南的老省博,当初是世界红万字会总部,此建筑群自南新街南头开始,向北绵延,接近半条街,营造规制极高,逾于王府,是专门请了京城的营造商建造的,砖瓦、石料等建筑材料亦取自京城。营造商中就有陶九爷,此工程绵延一二十年,济南沦陷前此工程主体已完成,中间受战乱阻隔,直至抗战胜利才告竣工,据说营造商赔银无数,但是工程却一丝不苟,堪称经典。陶九爷长期客居济南,大约和这个工程有关。
南新街还有一家大户就是车家花园,是车震车百闻的产业。车震亦非等闲人物,晚清时隶属袁世凯北洋系,与冯玉祥为平级同僚,民国初年蒙古贵族策动蒙古独立,车百闻率军队平定土伦王爷叛乱功不可没。后来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就是一路跟随车百闻从军的,1916年车百闻退出军界后将其托付给了冯玉祥。车百闻退出军界,未回原籍,定居济南,投身实业,系裕兴染料厂的董事,当时是江北最大的染料厂。而车迈平就是车百闻的公子。
刘冠三与这些人物交厚,自己亦是虫痴。每到虫季,济南、长清、肥城一代的撬子手和虫贩挑了担子进城送虫,各有各的老主顾,刘冠三也是只看头水货,挑剩下了,才送到别家,或者奔集市。老一代玩家中至今还流转着刘冠三为一条虫买了一座宅子的故事,说的是某年,刘冠三路过十亩园,路边一院内有蟋蟀鸣声相闻,声震屋瓦,刘冠三凭鸣声料定是大将军在此,一心想收归门下,可惜无人应门,自己又自恃身份,不好翻墙越脊,私入民宅。只好离去,回到家思来想去,不能忘怀,于是托人找到房主竟将宅子买下,其实就为了逮这条蛐蛐。痴迷如斯,传为佳话。
柏良少时开始玩虫,刘冠三与这些名家尚激战正酣,老先生自己忙不过来,就让一干弟子代替下三尾伺候蛉子,自己凭蟋蟀琴声指挥调度。如是者数年。闲来无事,伺候高兴了,就和柏良、谢宝均、张立武这些弟子、晚辈讲述一生的经验以及和各大玩家的斗虫趣事。民国末年,物价飞涨,票子贬值,蟋蟀斗局,不斗钞票,斗面粉,刘冠三秋日里出去斗虫都是者黄包车拉着一车洋面。及至晚年,柏良先生说起少年往事,这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文革起,刘冠三这种资本家出身的人自然无可逃脱,被抄家,蟋蟀谱被烧,蛐蛐罐也被尽数毁于眼前。其实被毁掉的何止是器物,更是一个老人一生的美好记忆和荣耀,老先生万念俱灰,很快便抑郁而终,撒手人寰,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时代。
柏良先生这种家庭出身,亦是难以幸免,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当时还很稀少,他却下了工厂,也曾经被逼去拉板车。
蟋蟀之所以迷人,就在于逢敌必斗,绝不苟且,有死战之勇。世间万物各有其性,有人爱花,有人爱鸟,也有人爱虫。爱虫之人,爱的就是蟋蟀的这分品行。柏良人到中年,却生逢乱世,上有老,下有小,有养家糊口之责。逆来顺受,夹着尾巴做人是当时多数人的常情,但柏良先生这种深爱蟋蟀入骨髓的人却受不了这窝囊气,这就是性格使然。厂子里的造反派让他干粗活,这没问题,他比谁都出活,但是人格侮辱却是难以忍受的,终于有一日,实在是忍不住了,斗性发足,将造反派的那个头头骗到个无人的僻静去处,抄起铁棍将那人堵在屋角,就要拼命,用咱斗蛐蛐的话说就是亮牙起叫,邀斗。那个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头头,被这气势给震慑住了,自己认了怂,合着就是没进牙就败了,一闸到底。从此以后,那人再没敢欺负柏良。虽如是,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大环境下,除非卖身投靠或是参与害人,豁出良心赌命运,不然却也是前途渺茫,看不到出路所在。柏良先生索性不合俗流,遗世独立,醉心于玩虫,不再考虑仕途和前程,如此尚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做人的尊严。满腹心事,唯虫可解。柏良先生及至晚年仍一身傲骨,看不上苟且钻营之辈,应该和这些经历有关。元好问曾有论阮籍诗一首,用在此处意境却也贴切: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
  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柏良先生身上承继了两代人的经验,早年跟随刘冠三玩虫,虽然年幼,但是眼界已开,格局早已定下了。虽然出去读大学,毕业后在兰州教书,这个期间曾有中断,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母亲,回到济南,遂心无旁骛,一心玩虫,自然进境非凡,与当日济南名家大户,举凡黑伯龙、韩玉芳、盛连众、赵宏祥、王少香、孙谦,无不交手。斗虫不害交情,场上是敌手,场下却是朋友。那时候也不斗钱,顶多是捉俘虏,输家的虫子就归了赢家,大家要的是个面子。有一年盛连众虫子出的好,盛先生也是气盛,凡捉回来的俘虏,全都搁在窗台上展览,这倒不要紧,他在甏上不写虫名,却写上虫主的名字,结果那一年济南市玩虫大家全都在他家窗台上列队,这当中唯独没有柏良。
那年月主要是靠自己捉,偶尔也有卖虫的,可是当时工资都不高,又都拖家带口,一般也真不舍得买。那时候柏良先生工资五十多块钱,一家老小过日子也不宽裕,但是也曾有过花十块钱买虫子的事,真不知道回家怎么交代。有一回柏良先生看中了一条虫,实在是喜欢,又筹不出钱来,只好商量拿煤票换,用了八百斤煤票,那时候实行计划经济,煤炭是重要物资,没有了煤,饭都做不成,顾了吃饭,冬日里就只能挨冻。反正是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聊天时谈及此事,我问柏良先生,那到了冬天怎么办呢?老爷子自己也笑:“那会儿哪还想这么多,好虫子能让它走了吗?先拿下来,到了冬天再想办法啊”。全然一副少年心肠。当日痴迷之状,令人发噱。
柏良先生毕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一代,眼光已与前人有所不同,对古谱中的拘泥之处早已了然于胸,尤其是古谱不分情况一概而论,实在迂腐,已有著新谱的念头。加之柏良先生玩虫的年代,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建国前是长期的战乱,建国后,蟋蟀文化被视为旧时代的遗留,从主流文化的角度,也不予支持。我们从蟋蟀谱的刊行情况可以看到,李大翀《蟋蟀谱》、曹家骏《秋虫志异》、严步云《蟋蟀谱》、上海蟋蟀研究会《蟋蟀谱》都出版在二战前的二三十年代,自此以后直至改革开放,半个世纪间没再出版过蟋蟀谱。加之社会动荡之际,玩虫之人大多没受过很好的教育,难以理解古谱精妙,蟋蟀技艺日渐式微,一般玩家之间不免产生滥斗之弊,柏良先生甚为反感。这种情形实则是对蟋蟀缺乏深入理解所致。眼见一批虫友每年秋来狂收滥捕,归来不加鉴别,一味排斗,认为只有斗出来的才是好的,败者摔死、烫死,残害生命,柏良先生极为痛心。
柏良先生认为,因为先天的原因,早秋虫之成熟,进境不一,强遣七八岁的孩童上阵对战二三十岁的壮年,无不败;然此败虫之中不乏未来的将军,民间所谓“早秋筒子,晚秋王子”即是此意。但是不加鉴别,一味早斗,有些将坯由于嫩,须坏牙伤,已不具再养的价值,实为暴殄天物。再则,对于败者,倘能放生亦可,又何必残害生命呢?此举不仅愚昧,实亦坏人心性。而精于鉴别,认真收虫,耐心饲养,甄别斗期,适时出斗,方为正道。虫不是不可以试斗,但试斗要选择时机,是为了鉴别斗口和级别,印证观察的结论,而有些虫友不谙此道,终至于全凭滥斗鉴虫。
以我的理解,柏良先生发心著谱,将一生之经验和盘托出,与他悲天悯人、敬惜生命的理念有关。如果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蛩家之大者,则慧眼识将,敬惜生命。
柏良先生尝为众弟子、虫友开办讲座,每周一期,延绵数月,不厌其详。令我辈感慨万千。亦有京沪苏皖冀各地虫友得一机缘,拜柏良先生为师。而自承私淑先生者、读其著述而获益之各地虫友则不计其数。
柏良先生自外经委退休以后,亦曾携虫南下苏沪杭等地,由当地虫友携虫出斗。先生此举只是为了印证虫品,交流虫艺。其鼎盛时战绩极佳,每年都有走十几路的上乘佳虫。而先生每年蓄虫不过一百零八条,也非大价求得,只是在虫市于万千平头正脸的虫中慧眼识珠而已。
也曾有熟识的朋友责怪柏良先生,你把鲁虫讲透了,如今咱反倒斗不过南方人了。柏良先生心地坦荡,一笑置之。先生认为,斗场争胜,因素很多,即便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南方斗虫本来风气就重于北方,也是人才辈出,又用心,以前没接触到北虫,会有些认识上的差异,一旦突破瓶颈,自然进境飞快。人们对蟋蟀的认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每一代人的不断努力和认识的叠加,没有古谱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是什么水平呢,每代人都应当有自己的贡献,如此,认识才能深入,才能逼近真知。
这让我想起日本围棋界的终生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刚刚从动荡中走出来,百废待兴,围棋也一样,水平不高,和日本围棋界还有着相当的差距,藤泽秀行先生深感不安,他觉得如果中国围棋界的水平不能得到总体的提高,日本棋手老是赢中国棋手是没有意义的,这不利于围棋的发展,遂自费来中国为中国棋手开办了秀行围棋教室,传授围棋技艺,培养了很多人才。中国围棋水平也得到大幅提高。到举世瞩目的中日擂台赛,先有江铸久取得六连胜,后有聂卫平将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三位主帅挑于马下,中国围棋才真正能和日本棋界相抗衡。而来自中国,曾开创了日本围棋界一个时代的吴清源大师也收了台湾的林海峰、韩国的曹薰铉、中国的芮乃伟为弟子,如今围棋界已是中日韩三国争雄的局面。日本围棋已然不复当年横扫千军,一枝独秀的局面,但世界范围内围棋的水平和普及程度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藤泽秀行先生的胸怀和人格也赢得了聂卫平等一代中国棋手深深的敬意。
技艺和文化是不分国界、省界的,只要人的好奇心永不止息,探索就永无止境。继《秋战韬略》之后,柏良先生应出版社之邀,又陆续出版《山东蟋蟀谱》、《中国斗蟋选养与竞斗鉴赏》,编著《中华蛩家斗蟋精要》等著述,每本书都有新内容和新的进展,在虫界赢得广泛的赞誉。回望柏良先生的玩虫经历和成就,足可傲立蛩史,余以为,其《秋战韬略》、《山东蟋蟀谱》与嘉靖本《秋虫谱》、《王孙鉴》、秦子惠《功虫录》、《王孙经补遗》并列,堪为蟋蟀史上最具阅读价值的蟋蟀著述,可谓承上启下;在当代虫坛,则为打通南北认知之隔筚路蓝缕,开斗蟋史前所未有之局面,且桃李遍天下;于济南更是贯通三代虫家,从整体上提高了济南斗蟋的格局,独擎虫坛大旗,影响深远。有此三点,“一代宗师”之称,当之无愧。如今柏良先生虽是耄耋之年,但是依然斗性不失,依然对新鲜事物保持着敏感,依然具备学习的爱好和能力,依然养虫、斗虫,可谓宝刀不老。
如此胸襟和活力,必享天年。
 
                                     
                作者:白峰(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6年5月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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